文學對經濟基礎的能動反作用，大致可以歸納為兩種情況：如果文學與經濟基礎相適應，那麼，對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產生積極影響；起促進作風反之，文學對經濟基礎就產生消極影響甚至破壞和瓦解作用。當然，由於經濟基礎本身的矛盾在階級社會和主要麥現為階級矛盾，因此不同階級、不同性質的文學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也就不一樣。統治階級的文學，總的說來是適應它的經濟基礎的，是起鞏固和維護其經濟基礎的作用的。處於上升時期時的統治階級，它的文學對經濟基礎的適應，往往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例如資產階級在奪取封建政權成為統治階級初期的文學就是這樣。但在其走向衰退的時期，經濟基礎已經開始腐朽，政治上也日趨反動，維護這種經濟基礎的文學也就變得落後以至反動了，它只能阻礙新的經濟基礎的形成和發展。如我國民主革命時期維護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制度的封建主義文學、漢奸買辦文學就是這樣。被統治階級作為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經濟因素的代表出現時，它的文學對舊的經濟基礎則完全是逆向的，起破壞和瓦解作用，同時又促進新的經濟基礎的形成。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我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都起了這種積極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出現衰朽的時期，也並非一切用於這一階級文人的創作都對它順向適應。其中的一些進步作家往往注意到它的弊病，以批判的眼光來易露它，試圖改良，進行某些方面的變革，於是出現了與之又適應又不適應的情況，客觀上有助於新的經濟因素的發展，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歐洲十九世紀的積極浪漫主義文學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