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文學的新的思想內容，如符合歷史潮流，往往會給其他民族的文學以深刻的啟示和巨大的影響，會促進或改變他民族文學發展的進程或方向。例如，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文學最早表現出來的人文主義思想及其深刻的主題和新的生活內容，猶如強烈的沖擊波，震撼歐洲各國，使西方出現了繼古希臘后又一個藝術的大發展、大繁榮的局面。再如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以及以高爾基為代表的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給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民族的文學都帶來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魯迅先生曾經說，早在19、世紀末，我國進步的青年“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和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向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裡明白了一件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魯迅還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介紹俄羅斯、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文學藝術作品。他把這種翻譯和介紹比做偷運軍火給起義的奴隸。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冰心都曾談到過外國作家對他們創作的啟發和影響。此外，一個民族文學中所描寫的重大題材、所歌頌的優秀的歷史人物，也可能成為他民族文學表現的內容。例如，
希臘神話並不隻是希臘藝術的資料，也是以后很長時期內歐洲各民族文學的題材的來源；阿拉伯文學古典作品《一千零一夜》中的大部分故事，是由印度和東方其他國家傳人的民間故事加工改造而成的；日本的文學名著《源氏物語》“其體本南華寓言；其說閨情，皆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及店人《長恨歌傳》、《霍小玉傳》諸篇得來”：日本作家建都縷足創作的《本朝水濟傳》，其題材故事明顯地受到中國施耐淹《水講傳》
的影響。這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各民族文學之間表現得更為突出。例如中國歷史上王昭君的故事、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悲劇、劉三姐的故事，都曾是各個民族文學共同表現的題材，它們成為了各民族文學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媒介和紐帶，有力地促進了各民族文學的繁榮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