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新聞史的研究來講，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是什麼？ 1997 年5 月，在”中國新聞史學會換屆暨1998 全國新聞史學術研討會”上，寧樹藩先生在題為《新聞史研究的前瞻》的發言中首次明確提出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意識”。 2007 年3 月， （（新聞大學）） （春季號）的”中國新聞史研究現狀筆談”專欄的五篇討論稿中，有三篇不約而同地談到了新聞史特性與本體論的問題。
黃旦教授在《報刊的歷史與歷史的報刊》一文中探討了報刊史研究的本體問題。他認為，報刊是報刊史的合法主體，也是其中心。這種認定與把報刊作為研究對象完全不同。其他學科的歷史學者也可以把報刊作為一種研究對象、一種路徑來研究本學科的問題，但報刊史學者是站在報刊的立場，以報刊的變化及與社會諸方面的關係來展示報刊的歷史，報刊作為一種史料來展示報刊的歷史本身。報刊史學者與其他學科研究報刊的學者之不同就在這裡：報刊史學家研究的是報刊的歷史，其他學科學者研究的則是歷史的報刊。
報刊史學家無論是研究報刊本身，還是研究報刊與社會諸因素的關係，其研究的起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解釋和揭示報刊本身。正如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提到的，”所謂報學史者，乃用歷史的眼光，研究關於報紙自身發達之經過，及其對社會文化之影響之學問也。”從具體的研究來看，比如同樣是以《點石齋畫報》為研究對象，《論（點石齋畫報）的經營管理》是新聞史研究，而《西醫東漸與晚清社會的醫學變遷-一以（點石齋畫報）為中心》是醫學研究；再比如，”報刊在戊戌變法時期的演變”、”報刊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說法就比”戊戌變法時期的報刊”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報刊”更能強調報刊的主體性。主體的問題雖然看起來只是表現在謀篇佈局和如何敘述上，但實際上，因為對歷史的理解和解釋往往需要從事物的全部聯繫中來獲取，往往需要研究者對歷史有一總體的評估，也就與站在什麼立場，以什麼為合法性主體牽連，所以，主體的問題實際上，甚至更重要的，是意義的判定以及標準問題。
黃旦教授的論述把範圍限定在報刊史；吳文虎教授則把範圍擴大，並提出了研究的具體策略，他認為”從歷史本體論出發，就勢必要十分重視以新聞業和新聞思想為主體的新聞史的發展狀況和規律，勢必要重視史料和原始史料的積累和挖掘，勢必要勇於放棄對通史研究的過分熱衷的投入，勢必要更自覺地展開對新聞史種種問題的探討和爭鳴。”但是，新聞事業的”本體”很複雜，單就報刊史來看，本體就很複雜了。報刊史可分報紙和報業兩個部分，報紙可分為不同類型，每份報刊又含有新聞、評論、副刊、廣告等要素，還有採、寫、編、評等問題；而報業又分經營、管理、人事、組織等問題。除報刊之外，還有通訊社、廣播、電視以及網絡，等等，所以，我們對新聞史研究的”本體”的認識，依然是零星的、模糊的，沒有從整體上去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