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翻譯首先是一種語言活動，因此要研究翻譯，就離不開對原語和目的語的分析、比較、研究。影響翻譯的非語言因素是很多的，文化、譯者、譯文讀者等都會從不同的程度上對翻譯的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們先來談談文化。文化的含義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世世代代所共用的東西，包括物質的和非物質的。

狹義的文化則是指使用特種語言表達思想的某一社群的獨特生活方式及其表達形式。大千世界有多少使用特種語言的民族，就會有多少獨特的文化。我們知道語言和文化相依相存.當語言作用於文化的時候，它是文化資訊的載體和容器。奈達和紐馬克都將語言文化特徵分成五類：生態學（Ecology） ，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社會文化（Social Culture），宗教文化（ReligiousCulture），語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這說明各種語言所負載的文化資訊是不一致的，因為各民族所處的生態、物質、社會及宗教等環境不可能完全相同。雖然人類的共性決定了各民族語言文化間的共性，決定了文化間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但各自的個性卻無時無刻不給這種交流設置障礙。

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係註定了翻譯與文化的密切關係。如果說翻譯是一種語言再現另一種語言的資訊，這裡的”資訊”自然包括文化資訊。從某種程度上說，翻譯是一種文化間的交流，翻譯是一種解釋，是將一種文化的內容轉化成為讓另一種文化可以理解的內容的解釋。正是通過這種文化資訊的跨語言移植，才使人類有了今天的高度文明。因此，在翻譯中如何處理好語言的文化個性，就成了廣大譯者頗感頭疼的難題，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譯品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學生可以從文化入手，探討文化對翻譯過程、譯者、譯本以及目標讀者的影響。另一個影響翻譯的重要因素是譯者。我們都知道翻譯不是一種簡單的語言之間的轉換行為，而是譯人語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譯本則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中的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在譯入語社會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可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翻譯活動中，譯者是翻譯的主體，是翻譯的執行者；沒有譯者，翻譯活動就不可能存在。

而譯者的行為不僅受到本人的主觀因素，諸如個性、氣質、心理稟賦、知識面、語言應用能力，乃至譯者的立場、道德因素等的影響，而且還不籲避免地受到他所處時代以及本土文化的深刻影響，因此對翻譯的主體一一譯者進行思考就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傳統的翻譯理論著眼于將原文看作”絕對標準”，主張譯者應竭力擺脫主觀性的控制，使譯文忠實原文。這種傳統的翻譯理論忽視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如果我們從現代文論的觀點來討論翻譯過程中的譯者行為，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翻譯活動的整個過程中，無論是在理解階段還是在表達階段，譯者的主觀介人是客觀存在的。

在理解階段，譯者作為一個讀者，由於他的”前理解”受到自身所處歷史、文化、社會背景的影響，不同譯者的理解方式以及對文本內容的理解結果會出現差異。譯者在解讀原文時，就會出現”一千個讀者，一千個哈姆雷特”的現象，比如，同一部《紅樓夢》，”單就命題，就因讀者的眼光而奮種種：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宮閨秘事”（魯迅， 1927 ， 集外集拾遺補編. （ 絡洞花主）小引 ） 。
既然譯者對原著的解讀會受到時代、文化背景、譯者的價值標準、生活經歷等諸因素的影響，那麼對原著的解讀就會是一個無法終止的過程。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對事物認知的深入，譯者對原著的解讀也會有新的領悟。就像伽達默爾所說的， 理解就是一種” 對話”，具有一種”問與答”的邏輯模式。在這種對話當中，文本向讀者敞開，似乎”向理解者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而為了理解和回答文本提出的問題，理解者又必須提出業已回答了的那些問題， 通過這種相互問答的過程，理解者才能不斷超越自己原有的視野。

在間與答的對話過程中，文本向理解者敞開，向我們言說，問題提得越多，文本的言說便越豐富。一個答案意味著又一個問題的產生，文本在這種問與答的無限延續中展現其無限多的可能性，而理解者的視野也不斷地擴展和被超越。理解和解釋正是以這種方式不斷突破被闡釋的迴圈的封閉的圓圈，不斷擴展和豐富的” 。

在表達階段，譯者在理解階段對所譯作品的評價、譯者的翻譯意圖、現時目標讀者的制約等都會影響譯者的翻譯策略而使譯文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因此對譯文讀者的研究也是有必要的。因為翻譯這一工作是為讀者服務的，對原著進行翻譯的目的就是讓不懂原著的目標讀者借助于翻譯來欣賞、閱讀原著。因此，在翻譯活動中，目標讀者是切不可忽視的。歷時地說，世界在發展，目標讀者在發生變化，現在的讀者很難接受帶有過去時代特點的譯著。

他們想要瞭解原文的真相，反對對原文作任意增減、修改。共時地講，客觀上同一時代存在著不同的目標讀者群，我們應採取不同的翻譯方法來進行翻譯，以適應不同的讀者。事實上，兩千多年來，古今中外的翻譯家們在翻譯時都不自覺地是在為他們心目中的讀者群服務。傅斯年、茅盾、魯迅都曾將目標讀者分為好幾種類型。

翻譯家在為自己心目中的讀者服務時，他所採取的翻譯方式肯定是各不相同的。傅東華在《飄》的譯序中就稱，對於原文中”一些冗長的描寫和心理分析，覺得它跟情節發展沒有多大關系，而且要使讀者厭倦的，那我就老實不客氣地將它整段刪節了”。